回到家后，老兵王子安在姐姐的墓碑前长跪不起。张 朋 摄

老兵刘召回凭着一纸早已作废的外侨证，在缅甸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孙春龙 摄　　

6月30日，孙春龙办理了辞职手续。眼见已迎来巅峰时刻的记者生涯嘎然而止。两周前，站在深圳《国家记忆》展的讲台上他道出自己“改行”的决定。简简单单白底黑字的名片上，“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一职已成历史，唯有“‘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这一身份永不会改变。
　　孙春龙此周再行深圳，他已向深圳市民政局递交了申请，筹备成立一个关于老兵的基金会，义无反顾地践行做一名坚定、专业的志愿者之路。他说，“我在跟时间赛跑，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平台去做这件事”。
　　“做记者，是我的梦想”。至今说起来，孙春龙仍有不舍。12年前，因为这一梦想，他辞职应聘进了报社，从一名“新闻临时工”成长为“铁肩担道义”的调查记者，获得“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中国阳光记者”以及“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诸多荣誉。如今转身离去，再度出发，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梦想褪色，还是“历史救赎”?
　　应该说每个人内心都有善的一面，采访抗战老兵的记者不少，帮助老兵的人也不少，为什么只有孙春龙一“陷”至今，并最终做出只取其一的选择?因为善良?坚持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作为曾经的同行，记者更愿意探究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他之所以变化的根源。
　　弱势与强势
　　初闻孙春龙之名，是在采访深圳关爱老兵网之时，也由此知道了有个“老兵回家”的公益活动，这都是跟“中国远征军”历史有关的人与事。实际上孙春龙是位名人，在百度百科上，有专门的一个词条“孙春龙”，记录着他的个人简历，人生经历及相关事件。
　　今年35岁的孙春龙来自陕西，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毕业时进了西安印钞厂，印钞厂是国家管制单位，效益很好，可是做记者是他一直的梦想——那时他认为 “记者是强势的，可以为老百姓做很多事情”。 于是辞职到西安晚报社当了一名“新闻临时工”，5年时间，他转了“正”，一步步做到重要版面的记者。之后，新华社新创刊的杂志《瞭望东方周刊》招人，他再度起跳，成了该杂志社会调查部的一名记者。
　　百度词条记录了他作为记者的执著、坚韧与良知。因为他的努力，山西娄烦矿难事故真相才最终大白天下。当时，刊发的报道和屡次举报如石沉大海，他实在心里放不下，遂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了一封《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由此引爆了网络。尽管这封举报信随后被网站删除，但转载却多得删不胜删，乃至直接惊动了中央高层。国务院迅速组成调查组彻查娄烦矿难。
　　可是在那段非常时期，他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强大，他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孤独，他“躲”在外省一个朋友家，甚至有了“托孤”的想法，银行卡密码什么的，也全都告诉了老婆。经历了这一事件后，孙春龙在博客上写道：从我自身来讲，最深的感受是一个人要坚持理想非常难。从事件来讲，最深的感受就是它唤醒了更多的良知。每个人都有良知，只是我们在更多时保持了沉默。
　　如今回首12年记者生涯，孙春龙说，“做记者最大的困扰，就是面对诱惑和坚守良知之间的抉择，坚守的人越来越少，拿红包的记者越来越多，一边是诱惑，一边是威胁，就会感觉到自己很孤独。庆幸的是，自己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今天才真正发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记者，其实是非常弱势的”。
    无知与救赎
　　2008年对孙春龙的人生来说，具有特别的意味，除了曝光山西娄烦矿难事故以外，他还去了一趟缅甸密支那，第一次采访了一位流落在那里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会由此走得那么远，以至完全“变轨”，开启了另一道门。
　　还记得第一次在缅甸采访老兵主动说要帮助他们时，一位老兵很轻蔑地说，好多采访他的记者都这么说，但采访完之后，连个影子也不见了，拍了照片也没给他们。孙春龙心里很愧疚，他想一定不能再让这些老人们失望了。再说，能去缅甸采访的记者非常少，如果自己再不去帮助他们的话，他们真的可能就看不到希望了。
　　第一位老兵李锡全的回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当年，李锡全入选感动中国候选人，孙春龙也因为“山西娄烦事件”同时入选，他的记者生涯由此步入巅峰。可是有一天朋友的无心之问——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回不了家的老人，让他突然面红耳赤。“我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因为帮助了李锡全，获得了一些掌声和赞许，就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救赎?就从此心安理得了?”
　　2010年孙春龙出版报告文学《异域1945》。书中，孙春龙记述了自己采访众多流落滇缅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行动的艰辛历程。对于这一举动，孙春龙称之为“救赎”。如今，“老兵回家”的人数已达到30多位。
　　“请宽恕我的无知!”在《异域1945》以及各种为“老兵回家”发动的演讲中，孙春龙一律使用了这样的开头。曾经他对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一无所知，正是对“无知”的救赎牵引他这一路走来。
　　辞职的念头就在这一过程中滋生。老兵刘黎剑是四川人，抗战后流落云南施甸。2009年7月孙春龙帮其找家，因地名变化，难度很大。近一年之后，在一地名专家帮助下，终于在一刘姓家谱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激动万分的孙春龙去找刘老，才得知，他已去世几个月了。“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可能会提前很长时间帮刘老找到家，可能他临终前还会见到自己的亲人。后来，又连续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让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真的是和时间在赛跑。”
　　关爱与还债
　　孙春龙辞职时说了一句话，“岗位变化，梦想从未改变”，“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其实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助一个鸡蛋，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
　　在他看来，做记者只是实现梦想的一个载体，当手握公权力的时候，自己也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梦想，本来以为，一辈子就会这么做下去，但当老兵这个群体突然进入视野之后，感觉到这是同等重要、却又需迫切为之的一件事情。而且做了多年调查记者，用他的话说，接触了太多的阴暗面，也让自己有很多的悲观情绪，现在希望能有一些温暖自己的东西。
　　孙春龙已经去了10次缅甸了，每次去，都在想，一定要把缅甸老兵的事情都处理完，可每一次都发现，解决了这个事情，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对于之所以坚持下来的原因，孙春龙告诉记者，关爱抗战老兵这个事情，越做会感觉越内疚，会感觉欠他们的更多。这也是与其他志愿者不同之处，其他志愿者比如献血的，搞震救灾的，做了之后会有成就感，而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很少会有人觉得从老兵身上能获得成就感，大家都觉得是在还债，而且是很深很重的债。
　　“所以关爱老兵的志愿者，都很坚定，很多人，最后也和我一样，陷入其中，难以转身”，孙春龙说，“我做的这件事件，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做得对，都会支持我。一个大家都觉得正确的事情，我的坚持，也就有了意义和价值。”（记者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