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说，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在现代中国这却是经常出现的文化现象与学术现象，譬如对于秦帝国秦始皇的评价就是如此，继张艺谋歌颂秦始皇的电影《英雄》播出之后，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与第二部《纵横》相继播出，据说《大秦帝国》以宏大历史气象和厚重艺术风格吸引观众，在收视率一路飘红的同时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再获好评，在一片赞扬声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举办的《大秦帝国》研讨会上，乔良、雷达、谢有顺十余位学者、评论家，探讨该书关于中国“文明核心价值”的时代意义。

孙皓晖认为中国原生文明高原在春秋战国时期，富于虎狼精神和创造活力的秦国则是这个文明高原上的最高峰，秦帝国开创的铁血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正源;乔良称《大秦帝国》“为中国新时期以来不多见的历史佳作”，这部巨著揭示了中国数千年来历史的来龙去脉和根源核心，“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史，就是一部‘鼎盛——腐败——重整——归零’的历史，这在《大秦帝国》中得到了深刻体现。”;雷达认为《大秦帝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作出了大胆评判”，“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秦帝国开始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复杂。秦帝国是中华文明脱胎换骨大转折的时期，而当代也面临着与彼时代相近的问题，即如何创造新的国家形态和现代文明、如何走向法制文明、如何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等。”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回忆，当初是“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该书，因为“在苍白、孱弱的当代文坛，这是一部少见的、有时政精神的历史著作。”与许多作家只热衷于描写小情小爱、细枝旁脉相比，谢有顺觉得孙皓晖的作品贯穿着对历史问题的辩证思考，体现了“直面主要真实的勇气和能力”，这种回答历史核心问题的雄心令他十分感慨。历史情怀难以自抑，因而《大秦帝国》中穿插作者诸多论述，招致学界质疑，谢有顺认为“所谓的技巧不是问题，枝节永远影响不了主干。”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评论家张陵则用“内力旺盛、格局宏大”来概括此书认为：“这本书有可能改变我国当代学术思想走向。”在他看来，目前我国的现当代文学集中于剖析人性，而《大秦帝国》站在中华文明的立场和高度上写作，影响深远。”

《大秦帝国》刻画出的文人风骨让不少专家心生共鸣，评论家贺绍俊说：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正是大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奠定下来的。文人独立的思想品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书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思想根基。”并强调在如今中国，这样的风骨正是人们所缺少的，却也是中华复兴所必需的。生于陕西三原的孙皓晖自称“老秦人”，在该作品中他花费了大量心血为“暴秦说”重新诠释，把秦始皇的功过放在深刻的历史语境中解读。乔良认为孙皓晖“辩诬正名用力过猛”，谢有顺却认为“它面对两千年来的历史偏见正面论述，是一个创举”。

读了上述评论，我心里不由生出一种文明、历史的、精神的恐惧，在中国历史上已有文化定论的暴秦帝国与铁血文明，经过孙皓辉的思想颠覆与重新描述，怎么就在这些学者的眼里变成了值得赞美的文明正源与值得弘扬的核心价值了呢?难道连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与评价都不信了吗?难道不知道正是秦帝国的统一，不仅结束了轴心文明时代春秋战国思想的百家争鸣，而且建立中央集权形成千年“都行秦政治”的历史悲剧吗?

二

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无论思想与哲学的进步还是教育与政治的进步，衡量进步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这种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经济的繁荣、生存的保证、文明的进步、正义的确立、人性的解放、自由的拥有、尊严的建立、人权的肯定、价值的实现与幸福的获得，这是一条永远不可颠覆的黄金法则与文明尺度，如果用来考量孙皓辉所说的大秦帝国的“铁血政治与霸权文明”，就会发现其所谓“文明正源”恰恰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首先，正是大秦帝国的铁血政治，结束了封建时代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自由开阔的思想的空间，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丰富多元的文化形态。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华百家争鸣时代与希腊哲学论辩时代，东西方的先哲同时降临，创造了人类的思想、哲学、文化智慧，因而被哲学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文明时代”，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发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契机，设若再继续维持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与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就有可能产生与古希腊类似的民主政治思想，因为正处于一个是选择文明政治还是选择野蛮政治的历史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思想、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永远消失了，联合政府的政治模式失去了产生的可能，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政治进步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其次，正是当时地处蛮荒之地的秦国，选择了法家商鞅的政治主张，实行变法，加强耕战，富国强兵，奉行军国主义，无视先秦以前中华民族积累与形成的文明传统，充满军事扩张野心的秦国，聘用不讲任何诚信的张仪游说哄骗君主，无视天下的人伦、道德与正义，挑拨列国之间的关系，残酷征战剿灭六国，彻底打破了春秋战国一王多侯的政治格局，消灭了初步形成的氏族阶层与贵族文明，以“王”儹“帝”的政治手段开启了中央集权、君主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成了千年都行秦政治，社会停滞不进步的文明悲剧，形成了推翻复推翻、建立复建立、帝制复帝制、封闭复封闭、落后复落后的历史周期律，迟迟走不出黑暗的中世纪，致使无法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进步，让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国家几百年。

其次，秦朝开启了思想、学术、文化的政治禁锢的先河。秦三十四年，淳于越反对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遭到丞相李斯驳斥并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政策非议现在政策的剿灭九族，并禁止私学，凡学法令者要以官吏为师，史称“焚书”。这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与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强行活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实行思想禁锢的文字狱，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动机与行为密切相关。

其次，大秦帝国的建立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压迫、残酷的剥削、悲惨的生活。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从焚书坑儒到霸权酷刑，从修筑长到修筑陵墓，从苛捐重税常年劳役，造成了暴秦的残酷统治，不知杀害了多少书生志士，不是迫害了多少黎民百姓。从人道主义理念来看，这是对人性的折磨、对自由的剥夺、对尊严的毁灭、对人权的践踏、对价值的消灭、对生命的戕害。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悲情故事，就是对秦始皇实行的残酷政治的集体控诉，也正因为人民苦秦久矣，才出现了继“荆轲刺秦”之后的天下义士“皆想除秦”强烈意愿，出现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出现了刘邦项羽经过征战最终消灭了秦朝政治的结局，也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的残暴的政治统治，仅仅维系了十五年就短命而亡。

其次，由于汉帝国政治复制了大一统的秦帝国政治，从此开始了中国大一统帝国政治的历史传统。汉朝建立以后，由于汉武帝与董仲舒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奴隶主义的理论根据，把法家的学说作为专制主义的政治权谋，并形成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学术、文化传统，于是庄子发展与创立的生命哲学、心灵哲学难以传播，墨家具有逻辑思维的数理哲学成为绝学，杨朱的个人主义哲学更是没有立足之地，中华民族的思想、学术与文化的没有创新、多元与转型，文学、科学、艺术无法创新、进步与发展，尽管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八零年代的新文化风潮，直到现在由于传统主流文化的根深蒂固与意识形态的难以解放，致使中华民族的现代性的思想、学术、文化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最后，上世纪中国发生的“文化革命”与“民族浩劫”，实际上就是秦朝“思想压制”与“焚书坑儒”的历史性延续与放大，造成了文化悲剧、生命悲剧与社会悲剧。毛泽东的“政治权谋”与“文化阳谋”与秦始皇的“独裁政治”与“血腥文明”具有深刻的联系，具有“惊人的历史的相似之处”，是当代社会重演的历史社会。“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从毛泽东警告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批判，就鲜明地看出毛泽东对秦始皇专制统治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与“文化革命”中，不知多少知识分子遭受“焚书坑儒”式的迫害与虐杀……这难道不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活生生的历史教材吗?

基于以上认识，我以为孙皓辉所说的大秦帝国开创的铁血文明与强权政治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正源，是绝对站不住脚的，而如上文化学者与文学评论家的的肯定性评价与绝对化赞美是错误的，尽管大秦帝统一了中国、扩大了疆域、形成了大国、统一了文字是一种事实，但是却让中民族付出了思想禁锢、学术窒息、精神压制、文化僵死、科学落后、社会封闭、与文明滞后以及生命受害、尊严丧失、生活痛苦的巨大代价，这是有违文明的黄金法则的。

三

人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可反思一下有多少是弘扬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真诚、善良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化呢?一些学者的历史观向来是“民粹主义”加“功利主义”的，譬如对秦帝国“铁血文明”与“残暴政治”不予现代反思与历史清算，反而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起点”与“文明正源”，对以人民生命代价修建的“兵马俑”、“古长城”、“秦皇陵”视为国宝津津乐道，当做光荣举世炫耀，岂不知这都是巨型的“儒坑”啊!

乔良告诉记者，随着发展中国的崛起担负着一个历史使命，未来世界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文明，根据乔良对《大秦帝国》的激赏，我猜想乔良所说的“新的文明”大概就是“横扫世界”的“铁血文明”吧!如果真的是这样，人类世界根本没有必要追求什么哲学智慧、自由思想、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人道精神一系列公认的普世价值与文明体系了，就直接用拿破仑的“铁蹄文明”与秦始皇的“铁血文明”，斯大林的“铁拳政治”与萨达姆的“铁腕手段”发起一场亘古未有、震天动地、横扫列国、腥风血雨的世界战争，让整个人类世界臣服于一个站在山巅、手握长剑、残暴威武的现代秦始皇的独裁思想与专制政治的权威之下。然而这与原始的自然界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又有什么两样呢?

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大秦帝国》是一部有时政精神的历史著作，作品体现了“直面主要真实的勇气和能力”，谢教授眼力自然不错，作者的确具有这种颠覆司马迁的历史定论与郭沫若的现代定论的勇气，至于对不对则没有明言，我不好异议;而评论家张陵认为“这本书有可能改变我国当代学术思想走向。”并说“我国现当代文学集中于剖析人性，《大秦帝国》站在中华文明的立场和高度上写作，影响深远。”在我看来，文学既然是人学，任何站在“站在中华文明的立场与高度上的写作”然而却“无视人性”、“超越人性”、“不顾人性”的写作都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在历史上凡是“无视人性”的“政治文明”，都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至于说“这本书有可能改变我国当代学术思想走向”，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大秦帝国》刻画的文人风骨让人心生共鸣，评论家贺绍俊说：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正是大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奠定下来的。文人独立的思想品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强调如今中国这样的风骨正是人们所缺少的，这是中华复兴所必需的，孙皓晖自称“老秦人”，在作品中花费了大量心血为“暴秦说”重新诠释。在我看来，小说中刻画的屈原等文人的精神风骨，恰恰是在直面大秦帝国政治暴力、权谋与血腥中体现出来的，也恰恰是对大秦帝国政治暴力、权谋与血腥的正义的抵抗与凛然的否定，至于作者一心想颠覆“暴秦说”的定论，我认为是徒劳的，因为我相信暴秦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而且谁也不愿意在暴政奴役下生活。

有人说历史叙事都是当代叙事，《大秦帝国》在对家国命运剖析中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观照。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今天处在全球化时代，‘帝国’不是在民族国家的疆域里而是全球乃至宇宙的范围内建构的。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读《大秦帝国》，追问大国何以成为大国，就会看到作者思想的博大精深。”我这样解释陈教授的潜在涵义不知对不对，在现在世界格局中，“大秦”式的“帝国”具有建立在全球范围乃至宇宙空间的合理性，《大秦帝国》作者思想的博大精深在于，中国应该从大秦帝国用原始暴力、政治权谋、战争手段横扫六合、夺取天下、统一中国的铁血文明中，获取征服世界实行霸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智慧。如果是这样，人类“非暴力”的政治文明与“人道性”的“精神价值”就不应该产生。

人类社会走到二十一世纪，自由文化、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成为普世价值，然而一些文化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赞美儒法学说、礼乐文化、纲常政治，掀起儒学救世的文化浪潮，张艺谋歌颂秦始皇的电影《英雄》，把秦始皇赞美成大智大勇大怀的英雄，孙皓辉的《大秦帝国》提出原始、野蛮、霸道的暴秦政治与暴政文化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精神原点与文明正源，受到了如上学者与评论家的激赏，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种文明返祖与历史倒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