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的创作队伍中，一直有一个被忽略的群体，或许，她们从来没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过，于是没有人看到她们身上的共性，无论称她们为女诗人还是女性诗歌爱好者，都不可抹杀她们身上的诗性。
　　记者走访了西安多位女诗人和女性诗歌爱好者，邀请她们参与到此次调查之中，并回答调查问卷上的问题，为读者捡起散落在三秦大地上的诗歌芳华。
　　在陕西诗坛，她们寥若晨星，在生活中，她们隐藏着诗人的身份……
　　她们人数少 影响小
　　如果要从陕西浩浩荡荡的文学创作队伍中，拎出几位可以用“著名”形容的作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如果“著名”二字后换成女诗人，恐怕大多数人要犯难了。伊沙最近在编一本《陕西诗选》，被他收入其中的女诗人有刘亚丽、杨莹、横行胭脂、李小洛、惠诗钦、高灿等六位。
　　他说：“不能怪我选得少，是人口基数太少，写作的人太少，陕西女诗人写作整体状况比较弱，我不能为了选女性就把标准降低。”
　　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陕西诗坛的女诗人胡香，曾经在媒体工作多年，较为了解陕西女诗人状况，她介绍，陕西籍女诗人目前活跃并为人们熟知的有刘亚丽、南嫫、杨莹、吕布布、李小洛、三色堇、商臻、崔彦、蒋书平、白芳芳、马丽娜、刘欢、穆蕾蕾、闻方等，从人数和创作阵容上都要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和强许多，尤其是网络兴起后，给女性诗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梅绍静、刘亚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读刘亚丽的诗，那时女诗人很少，她和陕北一批优秀的男诗人如阎安、李岩、远村、尚飞鹏、尚飞林等的名字经常一起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诗评家沈奇称她‘大家闺秀’。另一个是南嫫，她是另一种气质的女诗人，都市气息、现代气息很浓郁，富有传奇色彩，才华横溢，具有多方面才能。八九十年代在陕西诗歌界很有影响，被诗评家沈奇称作‘冷箭’，目前在北京发展。她的诗冷静、准确、犀利，读时有一种很深入的灵魂被敲击的感觉，甚至让人不由自主想回避，就像不敢对视一双太犀利的眼睛一样。”胡香说。
　　目前居住在安康的李小洛是陕西女诗人中佼佼者，她200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参加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并获得过“新世纪十佳女诗人”称号，她在梳理陕西女诗人现状时说：“刘亚丽、杨莹、横行胭脂、三色堇、郦楹、宁颖芳她们都是很好的女诗人。只是从全省的整体数量上来看，女诗人似乎还可以更多些。”
　　一位居住在临潼的女教师写诗多年，笔名“横行胭脂”，近几年知名度较高，她觉得目前陕西女诗人还没有集结起来，而是一种零星分布的状态。“文学是孤独的，确实需要独立，甚至远离一些喧嚣，但文学又是需要一些竞争和促进的，如果陕西女诗人们能有一个圈子，也很好。比如陕西男诗人伊沙他们的圈子令人羡慕，常在一起交流交流，是氛围，也是拓展。另外从我最近几年观察陕西女诗人在诗坛的作为方面来看，能造成一种持久的冲击力的现象还未出现。”
　　在陕西所有的公开诗歌活动中，几乎都能看到崔彦，她在编辑一份名为《西部诗刊》的杂志，在文学杂志市场萎靡的状态下，这份诗刊只能给小圈子朋友传阅，几乎没有经济收益。她约稿时发现，很多女性诗歌作者居无定所，生存状态并不好。
　　我们从来没把自己当诗人
　　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之为诗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世俗的概念将出过诗集的女性诗歌爱好者，称为女诗人，但在采访和调查中，记者发现，这些女性的诗歌写作者几乎都有一个雷同的观点：“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当诗人。”
　　对“诗人”身份几乎都持否定态度
　　49岁的三色堇直言：“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把自己当诗人，就是爱好，就像害了病，已经喜欢、已经习惯。”
　　郦楹（笔名）在银行任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她将写诗定位为一种休闲方式：“有些人更愿意把空闲时间用来唱歌逛街，写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消闲，可以安心去享受写作过程。但是我不会告诉单位的人我在写诗。”“我不是什么作家，也不是什么诗人，只是一个平凡的记录者，记录自己身边的动态和世事的变迁，把它提高到审美的范畴，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感悟和启迪而已。”崔彦这样说。
　　在记者见到的这几位女性诗歌写作者当中，对“诗人”这一身份几乎都持否定态度，杨莹说，诗人是伟大的、尊贵的，她不认为自己是诗人，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普通诗歌爱好者。
　　避免社会误解隐藏诗人身份
　　然而，她们不愿向外界宣称“诗人”身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社会的误解。在很多人心目中，诗人往往与“另类”、“神经质”、“疯狂”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在陕西女诗人中，这一困惑依然存在。
　　不论是横行胭脂、还是郦楹，在单位，她们的身份分别是学生的老师、银行的职员，不会轻易将自己的“诗人”身份示人。
　　郦楹说：“我们怕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其实写诗的人只是看问题更到位，比较感性，比较直接而已。”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李小洛更为诗性：“我想说女诗人就是普通女性，女诗人和普通女性没什么区别。其次，每一个女人都是女诗人。因为女人和诗歌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一种隐秘关系。每一个女人都是‘为了看看太阳，才来到这世上’。”
　　她们和所有普通女性一样相夫教子，一样要照顾一家老小的吃穿住行，在单位仍然要忙于工作，许多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女性诗歌写作者在更多层面上，依然是普通女性。
　　她们极度坚强、极度脆弱，她们是三毛、是翟永明、是舒婷……
　　别人看见了一 我们看见了三
　　几乎在所有人眼中，女诗人都与普通女性完全不同，她们细腻、敏感、特立独行、极度坚强或者极度脆弱，比女人更女人，比男人更男人，她们能像三毛一样行走世界，也能像翟永明那样开间酒吧，在城市一隅广交朋友，或者，像舒婷那样，爱得深沉，又隐于无形。
　　刘亚丽认为她跟普通女性没什么区别，如果非要说区别，在于普通女性没有用分行的文字记录自己的思想和发现。李小洛说，女诗人很平常，写诗和她生活中任何一个别的爱好并无差异。
　　但写诗却给她们带来了普通女性所没有的收获，细腻敏锐自不必说，不断地思考学习，让她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与判断事物拥有了别样的眼光，刘亚丽认为做诗人的好处在于，面对自身和世界，别人看见了一，诗人就能看见二、三，或者更多，看见了比这个世界更高更远的事情，看见了事物里面和背后的东西。诗让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她说自己的诗歌好比一幅刺绣，“一次大扫除之后家的明窗净几和温馨安谧，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午餐，家人当然欣然笑纳，照单全收了”。
　　“写作使我多了一部分生活，一部分隐秘的生活。那些积淀的隐秘的孤独，不安，寻求，都爆发出来，生活的体积秘密地增大了。诗歌，把我从一个幼稚单薄的女子解救成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女人，活着，并且坚定地追求一个诗人的名分。”横行胭脂说。横行胭脂的丈夫和女儿是她的读者，女儿受她影响也开始写诗，2007年她生病三个月，女儿躺在病床边写了一首诗《种一个妈妈》，这首诗写出来一个小时后就被刊物编辑拿走刊发。
　　刚结婚时候，杨莹的丈夫对她说了这样的话：“你写的那诗5分钱都不值。”他们也为此吵过架。孩子觉得她和别的妈妈不一样，问她：“妈，你看你写诗吧，有时还没人给你钱，你多写点挣钱的文字。你写那干啥啊？那么辛苦……”但是，坚持多年后，她的家人知道写诗能让她快乐，也就给予了更多理解。
　　当男诗人的名字在排行榜上熠熠生辉时，她们除却诗人还要做母亲、妻子、女儿……
       做女人和做诗人冲突吗？
　　在中国当下，优秀的男诗人的名字在各种排行榜上熠熠生辉，比如于坚、雷平阳、伊沙、沈浩波、朵渔、桑克等，但能被人们记住的女诗人名字，除了成名较早的舒婷外，就只有翟永明、王小妮等个别几位了。这一现象由来已久，但女诗人们对此的看法却迥异。
　　正方：杨莹、胡香、崔彦
　　观点：
　　女性感情细腻但生活会淡化诗意
　　在写作上，没有人可以忽略女性写作的力度，但是母亲、妻子、女儿是女性难以摆脱的社会角色，虽然所有人都不承认女诗人在创作中弱于男诗人，但有一部分女诗人认为，女诗人目前影响力小的原因是由于女诗人作为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带来的任务，例如，母亲、妻子、女儿，家庭琐事会淡化诗意。
　　杨莹：这与她们的生理、社会角色不无关系，她们总是顾及家庭幸福，常常生活第一，写诗第二，每个女人都要照顾孩子，赡养老人，比男人承担更多家庭事务。然而她们的潜意识发达，情感力量深厚，这是她们的优势，如果能很好地保留女性的特质，而且把它很好地转移到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去，是美而有力的。
　　胡香：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仍受男权思想影响，她首先是一个母亲、妻子、女儿、媳妇以及工作者，等等，是从属性角色，这些角色扮演得好不好，成不成功是重要的，是社会考察一个女人的重要项目和指标，而她的内心需求，精神追求和需要，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离经叛道和出格，除非做得非常成功，才能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这就限制了大多数女性在这方面的自由发展。而男性相对要好得多，很少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崔彦：她们不但要承担社会事务还要承担家务劳动。我上有父母需要照顾，下有儿女需要抚养，每天忙碌穿梭在人群车马拥挤的街头，求生之重，迫在眉睫，没有一天有过享受、休闲、偷懒的想法。从主观上来说女诗人的视野没有男性开阔，认识世界也没有男性深刻，细腻的柔情的感悟多些，理性的、哲意的认知少一些。
　　反方：三色堇、刘亚丽
　　观点：
　　生活体验给女性更多诗意
　　郦楹、三色堇：女性诗歌写作者更多的是在默默写作而已，对诗歌的追求只在于记录和抒发，发表、获奖等均淡出她们的视线，于是造成女性诗歌“虚假弱势”的局面。在以下几位看来，女性社会角色的丰富，反而拉近了女性与诗歌的距离，让她们有了比男性更丰富的生活体验。
　　横行胭脂：女性比男性多了生育体验，女性对世界的感知，应该像生育一样，更敏感，更热烈，更疼痛才是，女性“雌声”之美，也应该是她们的优势。对女诗人式微这一说，我觉得应该是女性思考问题的方式影响了写作的质量，女诗人都比较感性一些。
　　刘亚丽：一个写诗的女性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女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诗人只有先做了普通人以后，才会专注和尊重普通俗常的事物，并在其中发现诗意。诗歌的品相和质地更接近于女性。我从不认为女诗人在创作上弱于男诗人，相反绝对强于男诗人。
　　男诗人PK女诗人
　　观点：
　　女人的诗男人写不出来
　　相反亦然
　　李小洛：男女诗歌不存在强弱，只存在差异。诗歌是一种历史心灵的呈现。在女诗人的作品里，我们应该观察到时代所赋予我们“女人”的种种生活和心灵遭遇。男女更大的不同之处我想还在于男诗人们是在抵抗，而女诗人们在承受，不论怎么否定，怎么去避免，这种上天所赋予的性别差异和文化驯养还是让“我们”与“他们”的诗歌有着区别。从这一点上，性别经验和性别差异还是与诗歌有着必然的关联，可以说，女人们写的诗男人们写不出来，相反亦然。
　　胡香：翟永明、阿赫玛托娃、吉皮乌斯、茨维塔耶娃、米斯特拉尔、西尔维娅、萨福、李清照等等，她们一点也不弱于男诗人，只是在整体上，在数量上，处于弱势，这跟千百年来男权统治和思想的影响有关，从智力和精神追求、精神生命的质量上来说，女性和男性没有谁强谁弱的差别，有的只是个体差异。
　　横行胭脂：女性诗歌都显得比较轻灵，质地不如男性诗歌那么厚重。女诗人对于地域情感的捕捉以及对于思想深层的触摸还比较弱。
　　男诗人眼中的女诗人：
　　一旦写纯粹了男诗人无法企及
　　在女性诗歌写作者眼中，男诗人占据了诗歌星空的中心，他们的光环遮盖了闪耀异彩的女性诗歌，男诗人有江湖，有义气，女诗人往往被游离在这个环境之外。
　　陕西诗人伊沙强调一句话，文学的标准是不分男女、一视同仁的。他认为女性诗歌写作者目前的这种现状，和女性自身对自身的定位有关，从地域上说，陕西女诗人没有四川、重庆、东北等地的女诗人活跃。“她们往往承认这就是个男权社会，绝大多数女诗人受困于角色，往往放弃了文学应该承担的东西，或许是性别局限，或者是对社会的漠视，她们在沉默中接受了社会定位的边缘角色，而不是反抗去承担更多角色。女性更多允许自己写写小情调、人生感喟，自己在文学中往后退。但男诗人，因为被社会暗示的角色，他们知道大诗人应该做什么，不管能否做到，所以，男性诗人就多一些。”伊沙说。
　　他认为女性应该承担更多题材，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能够写透生命，例如翟永明，只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女诗人一旦写纯粹了，男诗人反而无法企及。本报记者狄蕊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