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要嘉宾的莫言，提前一天从北京回到了山东。为了躲避停留在高密的国内外媒体，莫言先到青岛参观了多家博物馆。得到消息，本报记者从高密赶至青岛，并在陪同莫言乘车赴高密参加活动的过程中进行了独家专访。
    回到高密后，在莫言文学馆，莫言接受了湖南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和本报的访谈。
    “如果要满足所有媒体朋友的要求，我分成八个也不够”
    华商报：莫言老师，最近大家都找不到您，获得诺奖后，您感到时间还属于自己吗？莫言：还好吧，时间还是属于自己的，最起码睡觉、吃饭的时间是自己的（笑）。现在面对媒体我很矛盾，大家这么敬业，恨不得我能接受每一个人的采访，但是我个人事情太多，如果要满足所有媒体朋友的要求，我分成八个也不够。大家互相谅解。我很抱歉。
    华商报：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已经“严重影响”到您以及您家人的日常生活，对于目前的这种状态，是否可以理解为文学在中国依旧有广泛的关注度呢？
    莫言：不能完全说完全和文学没关系，毕竟我是一个作家，这个奖又是文学奖。公众的热情与文学有关，但如果完全说是文学也未必准确。大家也是看看热闹，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笑）。
    华商报：大家都是为您高兴。
    莫言：不少读者朋友确实是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我也向大家表示感谢。
    “我受到蒲松龄、高密民间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的影响”
    华商报：您的老师张作圣说您没有“走出”高密。为什么高密东北乡文化、齐文化对您影响如此深远呢？
    莫言：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故乡的影响，可能因为我是写小说的，这种影响就更加宝贵、更加难以摆脱吧。
    华商报：您对故乡的情感非常深厚。
    莫言：作为一位作家，我对故乡的情感是一以贯之的。无论故乡发生了哪些变化，但是有一种精神是一直存在的。这种精神就是故乡源远流长的、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这样的精神。这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
    华商报：很多人会认为您是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作家的影响，但您说过您是学习蒲松龄。齐文化被世界接纳、走向世界的原因在哪里呢？莫言：对于作家来说，各种“食物”都会给他提供营养。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马尔克斯，福克纳也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讲，我是吸收了齐鲁大地、齐鲁文化的很多东西。
    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说得很好，我是幻觉现实主义，而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如果说魔幻的话就说明我是直接从马尔克斯那儿过来的。齐鲁文化源远流长，高密向西300里的淄川，出了一个大文学家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中国人应该都知道。我受到蒲松龄、高密民间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的影响。这里是我的根本。
    华商报：您跟郭敬明说过，在上世纪80年代那批作家中，您是最狂的。
    莫言：这种狂是虚狂，因为心里无底气，所以才狂。就像一个小孩走夜路，害怕才会放声歌唱。如果一个人心里很镇定，无所畏惧，往往是默默无言的。
    华商报：你辍学后放羊时是那个害怕走夜路而放声歌唱的孩子吗？
    莫言：我孤独，但是我有治疗孤独的方法。就是可以观察周围的草木虫鱼，那么多的花儿、水洼，发现大自然神奇无比。这些都变成排解我孤独的外在的东西。
    “后来张艺谋说我很像生产队的会计，会计和队长才能配合好”
    华商报：您从上世纪90年代定居北京，为什么每年还是要抽时间回来，甚至很多作品要在高密完成？
    莫言：高密是我的故乡，回到这个地方就感觉接了地气。周围的街道、植物、山川、河流和我的童年息息相关。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也非常愉快。
    华商报：您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非常大的不同，为什么呢？
    莫言：我小说里所描写的高密是很久之前的。所描写的人物也是父辈们口口相传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在口口相传中已经被传奇化、艺术化了。
    高密和全国大多数农村没有什么不同。高密的传奇人物，我们在其他的农村也可以听到。最近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乡村和30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高密和我童年记忆中的大相径庭，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相比也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当年的最高理想是能够离开农村，我们当时的很多理想，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可笑的。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人发生了变化，通过人的劳动、努力才能够发生的。
    华商报：您的父亲在您小时候比较严厉，小时候怕他吗？
    莫言：他是严父。我小时候做错事怕，不做错事也不怕。
    华商报：因为您偷了一根萝卜，父亲狠狠打过您。
    莫言：我也确实该打。这个打没白挨。因此而写出了一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意外的收获，所以我非常感谢。我想我父亲要是打我十次，也许会打出十篇好小说出来（笑）。华商报：您现在还怕父亲吗？
    莫言：早都不怕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也是我们东北乡的活字典，很多东西都可以请教他，比如当年的粮价、物价、老百姓的经济状况等。
    华商报：您曾说过张艺谋很像生产队队长。
    莫言：后来张艺谋说我很像生产队的会计（笑）。会计和队长才能配合好。
    华商报：如果您不做作家做什么呢？
    莫言：不做作家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当农民吧。
    “这个作协副主席没有多拿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
    华商报：张艺谋当年执导了您的红高粱家族，被誉为文学与影视的完美结合，您的其他作品中有没有改编影视的计划呢？
    莫言：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华商报：我们做过调查，大多数读者希望您的《蛙》能够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导演执导。莫言：（笑）张艺谋和我联系的话我会和他好好研究的。
    华商报：您作为一位专业作家，如何平衡创作与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一行政职务之间可能会有的矛盾？
    莫言：这个必须讲清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从来都不是一个行政职务，陕西的陈忠实、上海的王安忆、北京的张抗抗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有十几个副主席，大家都是挂名而已。只有驻会人员他们才有行政级别。有人把我说成作协高官，我觉得要么是恶意的，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这个作协副主席没有多拿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每一年开会安排到主席台坐一下，所以希望你澄清一下作协副主席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要误以为是高官了，就是一个荣誉称号。
    华商报：您获奖后我们采访陈忠实时，他通过我们报纸向您表示祝贺。
    莫言：我看到了。陈忠实是我的老大哥，我非常敬重他。有几次我在不惊动他的情况下，独自到白鹿原上漫步。
    华商报：您觉得白鹿原怎么样？
    莫言：白鹿原和小说里描写的有很大变化。华商报：您对西安的印象怎么样？
    莫言：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也是最多的。非常好。这几年西安越来越绿，西安的气候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二十几年前去感觉尘烟滚滚，到处灰蒙蒙的，现在遍地绿树，好像雨水也比以前多了。包括秦岭，树也越来越多。
    华商报：那您找机会再到西安来转转吧。
    莫言：一定去，一定去。西安有很多我的文友，见面虽然不多，但是彼此心神向往。华商报：诺奖领奖时，您最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莫言：我都没来得及坐下来认真想，我想等媒体走了之后，我认真想想我的发言稿。
    本报特派高密记者张静
    走访篇
    做了二十多年古玩生意的高密人陈官文说——
    过去，人们称这里为“山东潍坊高密”电影《红高粱》拍摄后，人们改称“山东高密”10月11日后，这里一下子成了 中国
    “中国高密”
    10月22日下午5：30，记者坐在青岛开往高密的出租车上。
    天色越来越暗，6：20到达高密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这座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而被世界关注的小城非常安静。路上行人车辆很少，出租车司机说，在这里，晚上9点多，人们就很少出门了。
    做了二十多年古玩生意的高密人陈官文说，过去人们称这里为“山东潍坊高密”，电影《红高粱》拍摄后，人们改称“山东高密”，10月11日，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这里一下子成了“中国高密”。
    给这座小城带来这么多的变化的，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密人莫言。
    “全世界都有名，放过去就是中了文状元。”
    10月24日上午，天空晴朗，秋日的高密大栏乡平安庄到处晒着刚刚收获的玉米。
    这里是莫言的老家，也是莫言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大栏乡又被高密人称为东北乡，“高密东北乡”随着《红高粱》、《丰乳肥臀》、《蛙》等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位于村北的莫言旧居，土墙塌了四分之一，院子里栽种着杨树和柿子树，落叶厚厚铺了一地。这是一处三间土坯瓦房，莫言二哥管谟欣打开了旧居黑色的木门，尽管没有人住，屋里贴满了鲜红的“福”字。在这里莫言出生、成长、结婚……莫言结婚的炕还在，尽管已经塌了。他出生的炕早已经没了，被一大摞纸盒子代替。
    不时有从邻近潍坊市赶来的人参观莫言旧居。四个村里上小学的孩子看到这么多人来，挤在门口嬉闹。游客问他们，知道这是谁的房子吗？他们笑着用普通话说“莫言的”，然后四散跑开了。
    同行的莫言文学馆志愿者张守云说，村北靠近胶河，过去胶河经常决口，这里的房子首当其冲。
    村里姓方的75岁老人说，一天到村里参观的有好几百。获奖后村里放鞭炮庆祝，获奖后的第三天，村里挂起了红灯笼。“全世界都有名，放过去就是中了文状元。”老人说，这是村里最大的喜事。
    来到了莫言父亲和二哥位于村东的家。门上的对联写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门口墙上还挂着“光荣人家”的铁牌子。对联是二哥管谟欣自己写的，他说小时候和莫言一起都爱练毛笔字，“光荣人家”的荣誉称号是因为莫言入伍而获得的。90高龄的莫言父亲管贻范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老人家有点耳背，谈到儿子，管贻范说，“他是一个庄户人。”
    “你的徒弟爆炸了”
    在莫言的小学班主任张作圣老师眼里，莫言是一个勤奋的人。10月23日上午，记者见到了住在高密技工学校家属区的张作圣。张作圣说，小时候的莫言“爱读书、是个好学生”。教莫言那个班时，张作圣在教室后面设立了一个图书角，书箱是当时时常在学校干木匠活的莫言父亲做的。“他6岁上学，是班上读书最多的。他还读大哥上中学时的语文课本和作文。他走上文学道路和他读书多很有关系。”
    莫言也以自己写的书回报给老师，1987年，在他送给张作圣老师的《红高粱家族》上，他写道：“张作圣老师，这是学生的习作。请批评。像当年为我批改作文一样。”莫言小学时候的体育老师王兆聪说，莫言小时候很孤僻，但善于观察事物、非常善良。王兆聪老师住在高密市荆家庄，已经退休20年。莫言曾在《我的老师》一文中说，王兆聪是他终生难忘的老师。这篇文章发表后，王兆聪收了起来，见到记者时，还将报纸展示给记者看。
    聊到1986年左右见莫言时，72岁的王兆聪兴奋地站起来，走到门口模仿莫言到夏庄小学探望他时的情景：“长期写作，莫言头发越来越少。他一进我的门，就拍着额头说，王老师我来了，你看看我是谁？”
    王兆聪老师将这个情景演示了两次。今年正月初五，莫言还带着茶叶、葡萄酒到王兆聪家来拜年。对于这个学生，王兆聪老师觉得特别骄傲。莫言获奖当天，同事打电话给他说，“你的徒弟（学生）爆炸了。”但是对于《红高粱》，王兆聪却说欣赏不了。这位传统的老人认为小说和电影中的一些描写“有伤风化”。
    “高密莫言诺贝尔、世界金牌红高粱”
    安静的高密小城悄悄发生着变化。
    高密市博物馆和图书馆建在一起。馆外挂上了这样的条幅“爱莫言做文明高密人”，“高密莫言诺贝尔世界金牌红高粱”，“大力开展‘我爱莫言读书月活动’”等条幅。高密五天一大集，莫言也曾因喜欢赶大集而被高密人津津乐道。
    在集市上，卖旧书的摊主闫玉锡说，莫言获诺奖后，每天都有好几十人来他这里找莫言的书，一本原价58元的《莫言作品选》，闫玉锡已经卖到了60元，尽管如此，闫玉锡还说书进少了，不够卖。
    诺奖也激发了高密人对“红高粱文化”的热情。莫言的老家大栏乡是低洼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常引发涝灾。所以人们不得不种口感不好但是高产的高秆作物高粱。现在的高密，几乎难以寻觅红高粱的踪影。在高密市李庄村的一个生态园里，记者找到了不足一百株红高粱。高粱已经收割了，只剩下枯黄、稀疏的高粱秆。这里的李经理介绍，高粱收割后他们当做种子，准备明年种100亩。“莫言获奖，我们对红高粱文化更有信心了。”
    位于高密市一中校园内的莫言文学馆也成为旅客必去的地方。馆长毛维杰说，现在平均每天接待游客140多人。
    23日，馆长毛维杰吃完午饭回到馆里，发现不小心将三位游客锁到了里面。其中一位姓黄的女士说，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知道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了，专门到文学馆参观，看得太入神没有听到锁门的声音。本报特派山东高密记者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