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悲剧命运与思想文化根源
——评薄厚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翰林风雨》
                                                                                                                          文/鹿志锋

一

中国新时期以来，由于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式微，由于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泛起，由于学术界对古典历史的关注与反思，许多作家对历史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写作兴趣，因为种种动因写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题材、不同代表人物、不同思想倾向、不同艺术趣味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一时呈现出多产繁荣的态势，令人注目，也引起评论界观点对立的论争。
    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与话语方式出现了不同风格，这些历史小说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戏说性”历史小说，比如二月河的“三帝小说”；二是“正说性”历史小说，比如熊昭政的《张居正传》，三是“反说性”历史小说，比如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二月河的“戏说性”历史小说表现出“淡化政治权谋、美化皇帝性情”的倾向，一味追求小说的嬉戏性、趣味性与庸俗性而遮蔽了政治权谋的残酷性；熊昭政的“正说性”历史小说表现出“坚持传统定论、反映政治史实”的倾向，揭示历史政治变革的曲折性、艰难性与局限性，并以其期影响现实；孙皓晖的“反说性”历史小说表现出“颠覆传统定论、重新评价历史”的倾向，认为大秦帝国的“霸权政治、君主专制、铁血文明”才是中国传统的“文明正源”，可谓一鸣惊人，惊世骇俗。经过严肃思考，对以上三者，我极为反感二月河的“戏说性”“三帝小说”，坚决否定孙皓晖“反说性”《大秦帝国》，较为认同熊昭政的《张居正传》，因为历史不能成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针对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正如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所言，如果我们连《史记》中的历史定论都随意否定，那么我们对于历史还能坚持什么？正巧的是，当我读了最近出版的薄厚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翰林风雨》（或为《康海传》），更坚定了我对于“正说性”历史小说历史客观性、思想严肃性与文化反思性的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的确存在着“正史”与“野史”的错综分野，比如对于明朝著名文人康海，也许由于其蒙冤受屈难申、史家有意排斥、造成历史遗忘诸原因，尽管在民间留下许多广为传播的传说，但是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史上，对于康海的戏剧成就、艺术创造与文学贡献少有记载，未给予应有的文学地位并缺乏正确中肯的历史评价，使之几乎淹没在中国历史的烟尘之中……

二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由于天意所赐或者大杰之人难以埋没，作家薄厚由于在武功县挂职期间，因为一位美国学者对于文学家与戏曲家康海的关注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与文学使命，决定放弃其它创作设想而投入到对康海的坟茔探看、县志查阅、资料收集、创作构思之中，经过五六年的潜心创作，终于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翰林风雨》，显示了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人性良知、文化责任与艺术功力。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是一种悲悯与拯救的情怀，是一种关注人的存在命运的人生责任，是一种发自内心精神召唤的心灵波动，薄厚就是这样的一位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作者在小说后记中写道，听说康海的坟茔在文革中毁掉，“我心中一阵悲凉”，一位国外学者千里迢迢赶来关注康海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成就，自己理应有责任完成这一重要使命。最动人的则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收集的满案的康海的资料，作者在动笔之前首先对康海写下了一段充满文学情怀的告慰文字：“康先生：我要为您动笔，要把您的的故事告诉给世人了。您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您身居翰林，清学正直……在清贫中始终固守自己的节操，恪守着一个品行高贵的文人品格。……您在名利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您以文替天行道，清白磊落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我钦佩您……”写完这段文字后，作者向康海深深鞠了一躬，并表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个真正的文坛英雄”不会被人忘却，却感叹“所谓德才兼备，千古能有几人？”让我强烈感到“文人薄厚”与“文人康海”，在历史时空中遥相对话时的心灵相通、人品相应与文风相谐的精神默契、情绪激荡与艺术冲动。
    索尔仁尼琴说，我从透视世界文学获得鼓舞和勇气，它仿佛是一颗无所不容的伟大心灵，充满了对是人的怜悯和关注，从每一个角落以一切方法表达慈悲和关怀，当我动情地读完《翰林风雨》之后掩卷沉思，我想，在那个更深人静的夜晚，作家薄厚正是心怀悲悯、手握使命、慨然命笔，从历史的角落、心灵的角落与文学的角落悄然出发，独自一人走进康海的悲壮的人生命运与激荡的翰林风雨……

三

当我手不释卷地读完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翰林风雨》，我以为这既是一部叙写明朝著名文人康海悲剧命运的传记小说，又是一部反映明朝弘治年间封建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与民间苦难深重的纪实小说，小说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与生活背景下，集中笔墨着重表现出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官场勾心斗角的黑暗，反映了以康海为首的一群文人的悲剧命运，还原了历史真相，刷新了人物形象，揭露了政治弊端，并引起对于文人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思想文化根源的反思，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一）还原了历史真相，刷新了人物形象。
    从《康海传》的视觉看，小说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艺术形式，生动地叙述了康海的人生经历，鲜活地塑造了康海的人物形象，具体地介绍了康海卓越的文艺成就，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小说。
    康海字德涵号对山，明代著名的文学革新家与戏曲创研家，是原西安府武功县即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康海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死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六岁，康海一生才情横溢，胸怀抱负、为人正直，著作甚丰，然而却遭遇坎坷、慷慨悲壮，命运起伏，可歌可涕，令人敬佩同情。明朝弘治十五年，康海因才华卓越高中状元，在殿试对策中，仗义执言，力陈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兴利除弊，为人称道。康海人格独立自主，考上状元步入政界后，历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在政坛上性情刚正，不阿权贵，即使对当时权倾一时、横行霸道的宦官刘谨也同样看不起，耻于和这样的陕西乡党为伍。由于康海与李梦阳等“七才子”发起“文学复兴运动”，与歌功颂德文风奢靡的“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发生尖锐对立，因为施救被诬陷的李梦阳而被李东阳借机陷为刘瑾余党致使士回家。在人格受辱、遭遇冤屈、为友背叛、丧失实现政治抱负与文学理想的情况下，康海心怀忧愤、放浪形骸，却因为沉入民间，坚定了自己愤世嫉俗、同情民众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立场。康海著述甚多，除编著《武功县志》外，写出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并且与户县王九思共创“康王腔”，扶植周至张于朋、王兰卿组建张家班，曾广集千名艺人，参与秋神极赛活动，自己动手创作的《中山狼》和《王兰卿服信明忠烈》杂剧，被之管弦，自此俳优，在康家班基础上组建的张家班，又名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五百年之久，为重振北曲，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成为明朝著名的文学家与戏曲家。
    同时，小说充分地展现了康海的内心世界，既写了康海正直刚烈、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品质，又写了康海经受屈辱、孤独悲凉、放浪形骸的情绪，也写了康海身处底层、同情民众、注重友情的心灵，还原了历史真相，刷新了人物形象。
   （二）再现了官场黑暗，揭露了政治弊端。
    从《翰林风雨》的标题看，小说并不完全拘泥传记形式，而是以康海为核心人物与叙述线索，以翰林院为中心平台扩及整个官场，看似叙写以康海为首的“复兴派”与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的思想争锋与文学较量，其实却反映了官场的黑暗，揭露了政治的弊端。
    处于中世纪的明朝时期，从秦以降的封建政治与君主专制，已经彻底显示出皇帝无能、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癌变弊端。尽管在康海一边是想恢复的汉唐文学的思想与精神、风骨与气概，然而一开始两个文学流派思想较量与文学争锋就陷入了隐在背后的争权夺利的权谋斗争之中。如果展开来看，在整个朝廷的政治较量中大抵可以分为五方面政治力量：一是虐恋女色、荒淫无耻、不问朝政、恣意无能的政德皇帝，二是心理变态、欲篡帝位、玩弄皇帝、一手遮天的宦官刘瑾，三是自视学高、不容挑战、老谋深算、擅权手狠的首辅李东阳及其帮凶，四是忠于皇帝、维护社稷、主持正义、不善权谋的杨廷和等，五是怀才自负、胸怀理想、正直刚烈、感情用事的以康海为首的“七才子”。我们看到，所谓政治的根本弊端，就表现在尽管政德皇帝荒淫无度、无能至极但却是主宰整个国家命运的至高权力的代表，因为这是封建宗法、集权政治、君主专制的本质，将一个国家的命运交给一个这样的混蛋儿皇帝，然而却具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合法性！我们看到，所谓宫廷的权力法则竟然如同荒唐的游戏，就表现在一个宦官刘瑾由于胸怀野心、甜言蜜语、遮蔽视听就可以将皇帝玩于掌股之上，凌驾于百官之上，置天下百姓死活于不顾！我们看到，所谓官场的政争黑暗与腐败丛生，就表现在首辅李东阳一旦手握大权，就可以施展阴谋、颠倒黑白、残酷无情，以政治权谋手段将文学“复兴派”领袖康海及其同伙置于万劫难复的境地！所谓正义的维系存在，就表现在杨廷和这样的忠于皇帝、维护社稷、关心百姓的臣官利用黑暗官场一丝偶然的亮光，主持一下谁忠谁奸的些微正义，然而却难以改变专制政治的残酷与官场政争的黑暗，真是可悲至极啊！
    因为政德皇帝的无耻、无能与无情，对于处于朝廷权力中心以外的各级官吏的升降浮沉，无不在宦官刘瑾收买利用之中与首辅李东阳的权谋把握之中，至于处于所有社会底层的百姓则只有任人鱼肉的命运，是没有任何人权、政权、言权可言的，这就是《翰林风雨》再现的政治弊端、官场黑暗与社会现实！
   （三）反映了文人命运，暴露了文化恶源。
    从整个小说人物命运的结局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以康海为首的“复兴派”的“七才子”的命运还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同伙们的命运，包括所有臣官与百姓的命运，乃至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的命运，抛开其中的善恶与是非、正义与邪恶、矛盾与恩怨，如果以生命存在与人道主义的视觉来思考其实都是悲惨不幸的，而在中国历史上文人的命运尤其不幸，在朝为官伴君如伴虎，在野忧民如焚心，忠则下场悲惨，奸则留下骂名，范仲淹、苏东坡康海以及许多忧国忧民的文人的悲剧命运就是如此，我们不禁要追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经过了从巫神、祭酒、门客、谋士的名称与身份转变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争雄需要文人出谋划策，才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最为自由宽松的思想空间，才产生了诸子百家思想争鸣，这就是被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文明时代”的历史时期。然而此后发生的“思想与文化劫难”，从此改变了中国文人的命运，一是庄子反对儒家依附君主为之出谋划策的主张受到敌视，创立的独立、自由、逍遥的心灵哲学难以公开发展；二是法家商鞅以“法术势”理论为秦国建立了政治霸权、严刑苛法与铁血文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集权政治，残酷暴虐焚书坑儒打压文人；三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让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文化，让文人彻底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群体；四是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将天下读书人一网打尽成为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正是如上思想文化根源决定了封建时代几乎所有文人的悲剧命运！难道不是么？在《翰林风雨》小说中，除去宦官刘瑾惨死以外，无论康海的致仕，王九思的贬职，李梦阳的被赶，边贡、王廷相、徐祯卿、何景明的遭受酷刑戍边充军，包括心狠手辣彻底打击“七才子”后众叛亲离孤独离职的李东阳，尤其是康海半途中断的事业、悲愤忧凄的心情、放浪形骸的举动，这所有文人的悲剧命运，都与如上的思想文化根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在专制政治制度下，“君为臣纲”决定了文人附庸的身份、屈从的地位与悲剧的命运！
    在小说里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事情，就是康海对于秦腔戏剧的热爱、创作与演出，也许正是由于认识了社会的黑暗，看到了世道的不公，体验了命运的悲剧，康海才写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戏剧，而创造了“康王腔”与“秦腔曲牌”之所以悲怆感人，其实是因为唱腔与秦乐中充满了对于生命悲愤的倾诉与呐喊，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康王腔中蕴悲情！”这对我们的启示是，著作家只有沉入社会底层，站在人与民的道义立场上，才能写出真正深刻透视社会政治、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应该具有还原历史场景、还原历史真相、还原历史人物的客观认识、思想勇气与艺术功力，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翰林风雨》，作者以人物传记的视觉构思布局叙写文人康海的生活故事与悲剧命运，然而却展现了明朝弘治年间的翰林风雨与政治斗争以及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的文化使命，倾注了作者人文情怀，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四

《翰林风雨》作为一部纪实性历史小说，既要具有人物传记生活经历、性格塑造、命运起伏的完整性，又要具有宫廷斗争、翰林较量、社会生活叙写的故事性， 既要尊重历史客观史实，又要具有小说的艺术创造，对于作者来说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力，综观整部小说，我认为作者几者都兼顾到了并且把握得较好，尤其是作者描写人物对话、刻画人物心理、编织人物故事，显示了作者驾驭纪实性长篇历史小说的艺术功力。
    一部具有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历史小说，必须具有社会背景的展述、生活故事的编织、人物性格的塑造、活动场景的描写与人物命运的交代，才能引导读者以主要人物的生活与命运线索进入当时的社会场景，《翰林风雨》就是这样引导读者引入到当时的社会场景中去。无论对于宫廷斗争的叙写还是对于官场斗争的叙写，无论对于康海人生命运的交代还是对于其他人物最终命运的交代，小说都基本圆满地完成了。在小说叙写过程中，有多处精彩的场景描写值得一提，一是康海所代表的文学“复兴派”与里李东阳所代表的文学“茶陵派”的关于文学思想、风骨与价值的辩论，康海的慷慨激昂与思想犀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凸显了康海胸怀风骨、刚正激烈、不阿权贵的性格；二是宦官刘瑾封锁宫廷、使权弄奸、想法设法愚弄正德帝的种种行为，暴露了“宫廷政治”与“宦官专权”的荒唐可笑；三是荒淫无耻的正德帝不问朝政、外出游荡、踩花折柳的罪恶行径，揭露了封建政治与专制君主践踏人权、鱼肉百姓的本质……最精彩的则是，对于康海与王九思组织的“百伎宴”与“千人唱”的叙写，其场景的宏大，其情势的动人，其腔调的悲壮，加上康海披头散发大吼秦腔的描写，让人在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的同时，不能不深刻反思作为文人的康海的悲剧命运，不能不深刻反思文人的悲剧生活命运与上述文化恶源的深刻关系。这不仅增强了这部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的文学感染力，而且深化了这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化反思性，达到了作者著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人文初衷、文化责任与精神使命。
    作者在后记中写到，这部书的推出完成了四件事，一是历史所说的“前七子”领袖人物并非李梦阳而是康海；二是康海事件并非扑朔迷离而是昭然若揭；三是大学士并非正人君子而是权谋政客；四是康海开创了秦腔这一剧种的鼻祖；显然，从这部小说来看作者达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然而也许作者未曾料到的是，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历史小说的最为深刻之处，则是再现了官场黑暗，揭露了政治弊端，反映了文人命运，暴露了文化恶源。

五

写完以上文字，从长篇历史小说《翰林风雨》，我还要强调上述关于中国文人悲剧命运与思想文化恶源的深刻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君主引入文人参加到权利体系的建设中来，为自己的政治统治出谋划策，而文人为了功名、富贵与抱负，便奔走于王室与宫廷，向君主奉献安邦治国的谋略、治臣驭民的法术与称霸天下的良策，或者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向帝王设计治国安民的政治方案，这成为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普遍的人生价值选择。
    由于儒家奴隶主义思想、法家专制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外儒内法的文化恶源，由于封建科举制度对天下读书人的一网打尽成为附庸，造成了中国文人长达两千多年的悲剧命运。我们看到，君主与文人的这种相互利用关系，文人最终被绑在专制政治的铁架上几乎没有好下场 ，不是被奴化被收买就是被贬谪被杀害！他们最后大都成为奴才和帮凶，他们为帝王打造的思想枷锁与政治锁链最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甚至被砍掉了脑袋，更让一系列品德高尚、性情刚烈、才华卓越、胸怀抱负的文人深受其害！孔子四处碰壁，处境十分狼狈；商鞅功成名就，终被车裂，韩非设计权谋，死于李斯之手；董仲舒被帝王撤销一切职权，险遭死罪；韩愈因为批评朝政险些被处死；其实屈原的放逐、司马迁的受残，王安石的贬谪……就是以康海为首的“七才子”的悲惨下场，以及众多文人的悲剧命运，都与文人为君主与皇帝设计的政治权谋与专制纲领密切相关，让我们看到儒家思想的奴隶主义与法家思想的专制主义的共同形成的思想文化的罪源祸根！
    孟广林在《凸凹文心》一书中说：“……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亦或是春秋战国时的其他流派的政治理论家，他们提出的安天下、治官民的方案都是为君主们提供的。他们本身也在“士”的行列，进身了则为“臣”，而他们自己却为自身和他们的同类设计了一个屈从的位置。他们依靠自由的思想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不自由的归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迷人之处，至今无人能为此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其实，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翰林风雨》，又一次为文人的悲剧命运与思想文化根源提供了真实生动的答案，这当是这部小说最具有文学表现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的地方。